“量”和“质”或者“数量”和“质量”，是哲学的基本范畴，是人类思维必然要运用的最具一般性的大概念。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随着人类精神的成长，哲学范畴逐渐进化出来；然后，它们又会按照某种逻辑次序内化到哲学家们制订的范畴表中。在哲学史上，无论是最早在亚里士多德范畴表，还是晚近的康德范畴表，“量”都是排在第一位的范畴，“质”是紧随其后的范畴。可见，人类总是先认识“数量”，后认识“质量”；先重视“数量”，后重视“质量”。

农耕文明是自然经济，人类在自然系统中进行生产，大自然是第一生产力，人力的投入只占第二位，科技投入微乎其微，特别是在靠天吃饭的漫长历史时期。农业时代，在特定自然条件下，农产品数量的增加总还有一定的空间，而产品质量的提高则只有非常狭窄的空间，并且几乎全掌握在老天爷手中。因此，在农业生产时代，人类自然就形成了一味追求数量和只统计数量的思维方式。

工业是人工经济，人类在自己建造的人工系统中进行生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自然力退居第二位。工业生产是商品生产，产品都要拿到市场去销售和参与竞争；产品“质量”的重要性上升到第一位，“数量”退居第二位。可以说，工业生产是对“好”的追求，达到“好”以后再追求“多”；而这种追求的主动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人的手中，全靠作为生产者的人开动脑筋搞创新，增加科技投入，在竞争中不断学习和改进。产品的质量空间和多样性空间都是无限空间，可做无限优化和无限追求。高质量的产品会赢得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而低质量的产品则会被排挤出市场空间。正因为如此，人们才经常说“质量是工业产品的生命”，也因此，绝不能盲目大量重复生产低质量的产品。

老牌工业国家和世界名牌企业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总是把“质量”摆在第一位，竞争比的是质量，而不是比数量。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农耕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历史，因此，我们早已习惯于一味追求数量的农业生产的思维方式，并且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几亿人处在缺衣少食的贫困状态。在工业化初期，作为一个起步很晚的国家，急于追赶工业发达国家是正常心态。当时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把数量和速度的追求放在第一位，肯定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可以理解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几亿农民转变身份搞工业，急于脱贫奔小康，大量生产低端廉价产品，满足13亿人的生活需要，进而出口赚取外汇，也应当说是最佳发展战略。现在的问题是，3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成长为经济大国，按数量，2012年我国有1485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但是按质量，恐怕其中的绝大多数都要排到后面去了。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以钢铁生产为例。1958年，我们相信，只要年产1070万吨钢，中国就赶上和超过英国了，所以发动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按单一指标只重数量的农业生产思维方式的典型。50多年过去了，由于钢铁工业不断大干快上，2009年中国粗钢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46.56%，稳居世界第一，比排在后面的日本、俄罗斯、美国、印度等7国钢产量加起来还多。然而中国是世界钢铁强国吗？怕未必，因为有很多优质钢和特种钢造不了，还得靠进口。相反，中国的钢铁行业倒有大量的过剩产能需要炸毁。在水泥、平板玻璃和光伏等许多工业部门，也都有大量过剩产能要淘汰。更严重的是因此带来的环境破坏。这样的教训还不严重吗？

曾有报道说，美国《商业周刊》杂志从2006年起，连续几年发布全球最佳品牌排行榜；中国拥有国内品牌170万个，却没有一个上榜。可见中国工业产品数量大而质量低是普遍性问题。

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哲学高度，提到思维方式的高度，促使更多的人醒悟：我们必须抛弃一味追求数量的农耕思维方式，确立永远把质量放在第一位的工业思维方式。

在中国，这种同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有着更广阔的普遍意义，因为传统的一味追求数量的农耕思维方式处处可见。

不信你看，当前中国正在加速城镇化，可是许多地方追求建大城市，修宽马路，建大广场。不少单位和领导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建大型办公楼，开大会，作长篇报告。学术界则喜欢搞大课题，出厚书，出多卷本，不管有没有人读，不管有多少书直接又回到造纸厂了。美国评学术职称重创新观点和社会反响，我们重篇数、本数和字数。某些地区送礼讲究送大礼，模糊了送礼和行贿的界线。吃饭讲究大吃大喝，要上十几道菜甚至几十道菜，既伤身体，又造成浪费……

现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不再以GDP论英雄”，在反腐肃贪的同时，大力反对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提倡求真务实和勤俭节约，所颁布“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已初见成效。这些举措，不仅是干部和领导机关转变作风的问题，不仅是全民移风易俗的问题，在哲学层次上还是一个彻底转变思想方法的问题：从一味追求数量的农业生产思维方式，转变成把质量摆在第一位的工业生产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闵家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