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城似乎已经成了被人遗忘的名词。

今年6月，有21年经营历史的百脑汇北京旗舰店正式停业。这个曾经坐落于朝外的地标建筑总面积2.2万平方米，曾有商户400余家，也是北京人购买电子产品的大本营之一。

在中关村多家电脑卖场转型之后，百脑汇也没有躲过失意的结局。

不过，一个新的现象是，互联网公司正在悄悄进入二三线城市的电脑城。

京东在2018年双十一开出了10家电脑数码专卖店，之后持续扩张。截至目前，官方数据称该业态已经在全国开出139家门店，其中开在电脑城的有110家。

尝到甜头后，京东宣布今年内计划在低线城市电脑城开出200家电脑数码店。而小米、华为、OV等手机厂商也早已在各地电脑城抢占优势位置。

互联网公司的进驻，能让沉寂已久的电脑城重新焕发活力吗?

王青已经想不起来上次去逛电脑城是什么时候了。

王青今年23岁，在石家庄市开出租车，平时热衷研究各类时兴的电子产品。“现在买手机、电视都在网上买，或者去商场。”他说，周围已经很少有朋友愿意去电脑城了。

对年轻一代来说，电脑城的吸引力确实在下降。毕竟，现在有太多渠道能够满足他们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如果图方便省时，京东、天猫、苏宁等网络平台能够提供便捷的购物体验，如果想看时下最新潮的电子产品，那么去大型商场逛品牌店也是不错选择——这往往意味着舒适的购物环境和品质保障。

同多数年轻人一样，王青对电脑城的印象是：“个体经营，没品质保障，很乱”

但时间拨回到二十年前，电脑城还是城市里潮人聚集的场所。

20世纪90年代，随着IT行业的繁荣，电脑城这种零售业态开始在国内大大小小的城市兴起。

据商业地产运营商睿意德的租赁服务总经理杜斌回忆，一直到07年以前，电脑城还是非常抢手的项目，“赛博和百脑汇是最火的，面积大些的商业地产都想要。”当时，每个城市的繁华地段都会有几个电脑城，租金也几乎是各类商铺中最高的。

但电子商务崛起之后，电脑城开始逐渐衰落。而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引发的渠道变化，以购物中心为代表的新型商业地产业态兴起，则令电脑城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

事实上，电脑城在衰落已经不是新话题。

早在2009年，在电脑城扎堆的中关村，就已经不再鼓励电子卖场、餐饮等业态在该区域发展。海淀区政府称此举是要“逐步调整传统商贸业规模，为高端产业发展腾出空间。”到2015年，政府再次明确，中关村地区要在3到5年内完成转型，彻底告别电子卖场。

次年，中关村e世界电子城、海龙电子城相继停业转型。在电脑城做生意的商户迎来了十年来最大的清退潮。

整体来看，电脑城的生存空间愈发逼仄。但另一方面，随着近两年互联网公司纷纷开始在下沉市场寻求突破，位于低线城市繁华商业区的电脑城进入它们的视野。

杨宁正是在那次清退中，从北京鼎好大厦回到了河北，在石家庄的太和电子城二层租了柜台。

太和电子城97年开业，是石家庄面积最大、客流最多的一家电脑城。与太和相距不过四百米的位置，还有颐高数码城、华强电子通讯城两家电脑城。它们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最繁华的新华商贸中心。

回河北三年，杨宁意识到，电脑城的衰落已经从一二线城市传导至三四线城市。

在石家庄市新华商贸中心，太和、颐高和华强三家电子城比邻而立，周一中午客流稀少。

在太和电子城，令人有种在不同年代间穿梭的错觉。

一层，特别是入口的黄金位置，已经被小米、华为、OPPO、VIVO这类风头正劲的大品牌厂商所占据，与一二线城市没有差别。但再向上走，绝大多数都是三五平米的个体经营柜台，最常见的商品是各类监控摄像头、对讲机，除此之外，还能看到固定电话、半导体收音机这类在一线城市早已踪迹难寻的商品。

杨宁的店铺在太和电子城二层，占地约六平米左右，摆满各种耳机、小音箱、玩具甚至书包。

他的名片黑底白字，背面印着HONG KONG HI-FASHIAN BRAND(香港潮牌)。与别的柜台主要经营几种有限品类不同，杨宁店铺中的商品简直可以称得上琳琅满目。

“只做一种品类是活不下去的，当下哪类产品需求多，哪类流行，我们就做哪个。”杨宁说，“雨伞、台灯、水杯、防晒衣什么都做。”说着，他从货架上取了一个小罐子，拧开之后里面是一条毛巾。“这是运动型毛巾，现代人健身多，所以这类毛巾比较受欢迎。”他强调说，“每样东西我们都要做到差异化。”

“差异化”是杨宁的经营策略。事实上的确需要如此——在商品同质化严重的电脑城，同样的商品往往数家在卖，结果是价格被压得很低，只有卖别家没有的产品才可能要得上价。

“变化太快，要适应变化，只做一个品类肯定会死。”杨宁说，所以店铺不止卖电子产品，也在卖形形色色的工艺品。

由于这些策略，在太和电子城做生意这三年来，杨宁的收入并没有下降多少。但他能感受到的是，电脑城客流量确实是一年不如一年。

杨宁告诉记者，最近太和电子城的市场管理部专门在门口测客流。得到的结论是，现在的客流尚能勉强支撑这个市场，一旦再低，太和电子城就没办法生存。而在他印象中，至少在2013年去北京之前，“这里还人多得走不动路。”

在三层的个体商户李军对客流减少有更深的体会。他做的是电脑城最历史悠久的业务：电脑组装和维修。这也是移动互联网兴起后受冲击最大的生意——现在几乎没人再用台式机了，手机和平台电脑已经成为人们接入互联网的主流设备。

在李军的感受中，2017年是这些年生意下降最厉害的时候，之前还基本可以维持生活。

由于客流稀少，太和电子城的租金已经比2015年下降了一半多，他自己的收入也下降了一半多。去年，为了节省租金成本，他从原本4平米的柜台搬到现在不足两平米的柜台。

电脑城的个体户们大都有过经营网店的经历，不过与媒体上报道的各类造富神话相比，他们显然是默默无闻的大多数。李军曾经尝试在淘宝上开店，但“基本没销量”，没过多久就关掉了。因为消费者更青睐网购平台上的品牌旗舰店，而不是这类资质可疑的个体店铺。

“现在只是做以前老客户的生意，没事发发货，已经没有新客户了。”他说，如果以后生意越来越差，只能准备回老家。

如果说太和电子城尚能勉强维持生存，那么相邻不远的颐高电子城、华强电子通讯城已经在停业边缘了。

华强电子通讯城共五层，记者走访发现，一层一半以上的铺位已经空了，二层则至少七八成以上空置，地上堆着大大小小的打包箱，“都是已经开不下去要走的。”至于颐高电子城，除了一层外，其他楼层基本都处于空置的状态。

从石家庄向南一千公里之外的湖南岳阳市，电脑城的生存状况同样并不乐观。

在岳阳市，原来有天正、天祥、洞庭、嘉美四大电脑城，如今只剩下天正和嘉美两家。其中嘉美电脑城的空置率已经高达六七成，即使经营较好的天正电脑城，空置率现在也在20%。这里的人流量比高峰时期流失了九成之多。

“租金已经五年没有上涨，而在2006年-2012年逐渐上涨。十年前的门面转租费可能高达几万到十几万，现在都是免费转租。”在天正电脑城工作了十多年的张辉说。

杜斌告诉记者，江西宜春市正在做一个160万平的商业地产规划，当他提出是否要做电脑城时，直接被运营方否决了。“宁愿做小商品市场、家居广场，甚至还规划了六条步行街，就是不做电脑城，因为觉得这个业态已经难以生存了。”现在他每年经手近百个商业地产项目，几乎没有想再要电脑城的。

他认为，作为一种老旧业态，市场上不可能再有新增的电脑城了，但是如同各地都存在的建材市场一样，不会完全没有生存空间，“对三四线城市来说，一家电脑城已经能够满足需求了，其他多余的电脑城正在慢慢退出市场。”

“有些东西你只能在这里(电脑城)才能看到。”杨宁说，就像固话这类商品一样，虽然需求量已经非常少，但仍然会有人需要。

太和电子城三层的一处柜台。

另一个支撑电脑城持续运营的原因是，在三线以下的城市，熟人关系是促成生意的重要因素。

数位在电脑城经营的个体户都表示，现在主要靠老客户和亲戚朋友的关系维持。事实上，如果能够建立起信任关系，三四线城市消费者也愿意在线下购买，同款产品的价格有时甚至比电商平台还要低。

作为曾经辉煌时代的印记，电脑城多数占据着城市的繁华商业地段，这也吸引着各大品牌厂商在这里开直营或授权店。在太和电子城，华为分别在一层和三层开设有两家体验店。京东也将在三四线城市电脑城开线下店作为今年的重点任务之一。

京东电脑数码事业部线下业务部总经理王立品认为，三线以下城市与一二线城市有不同的特点。京东以211限时达等服务在高线城市有不少忠诚用户，但“到地级市，尤其是县级市进行拉新时就发现遇到的阻力比一线城市大很多。”原因是，低线城市消费者对于即时的诉求，并不那么“感冒”。

2017年，京东电脑数码事业部走访了河北和山东所有的地级电脑城，发现省会级电脑城仍然存在，有的还活得不错。他们意识到，在三四线城市，随着年轻人多数外出，大量消费者仍然存在线下购买及享受服务的需求。“地级电脑城以后仍旧会是长期存在的形态。”王立品判断。

作为下沉市场的策略之一，京东计划在今年和全国所有地级城市电脑城谈合作，在这些电脑城一层开一个京东电脑数码专卖店，目标大概在200家，全部开在三四线城市。王立品希望将京东正品行货、100%开发票、七天无理由退换等保障与电脑城结合在一起，给电脑城带来转变。

在颐高数码城一层，记者看到一家京东专卖店，与其他店铺相比，京东电脑数码店的空间大、商品高端、陈列整体。不过店内的老板也对记者承认，店铺刚开业，目前客流量还很少。

京东试图改变电脑城的目标是否能够成功?杜斌认为不确定，这取决于电脑城未来客流量和经营能力等综合因素。不过，这对迫切抢占下沉市场的京东来说，确实是在低线城市获客的好办法。

(文中王青、李军、杨宁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