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机关腾退和清理超标办公用房已有10个多月。期间，很多地区都清理了少则几万、多则数十万平方米的超标办公用房。然而记者近日在基层采访时发现，一些地方存在敷衍了事、弄虚作假等情况，导致清退办公用房流于形式，甚至产生新的浪费。(6月23日《半月谈》)

加一两张桌子，办公面积就下来了，这种技术叫“下有对策”，不管是官场还是民间，对这种“技术”都不陌生，而如果我们无法相信这种简单的伎俩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加张桌子清退面积”的情况就应该在意料之中。

接受采访的专家和基层干部建议，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后续方案，让被清理的办公用房得到妥善处理，避免清退工作只是“看上去很美”。而我认为，这样的建议最多也只有一半的正确性，关键问题是可行性极不确定。即便有后续方案，仍然难以避免一级骗一级的问题，拿什么保证“加张桌子”的“技术”不再登场？

政策的落实，关键取决于监督和检查。上级检查无法常态化，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监督。地方、同级都存在监督机构，但这种监督的有效是假定了地方与同级监督执法的不折不扣，而事实上很难达到不折不扣。主要问题在于，大家存在共同利益，人情关系也是一个因素，导致了监督的打折甚至无效。所谓的“落实难”、“容易反弹”，本质问题其实是监督失灵。

监督失灵的根本原因是太依赖自我监督。不管是同级监督，还是体制内自上而下的纵向监督，理论上说，其监督的动力都没有社会横向监督有效。合理的监督机制，说到底是一种利益机制，监督的动力源于利益考量。社会横向监督之所以更有效，比如网民监督公权力，往往是毫不留情，一针见血、一剥到底，正因为公众是利益攸关方的另一方，而不在共同利益圈子之内。假如给公众提供一个参与的平台，一是“加张桌子”的小把戏不好蒙混过关，二是公众观点会更犀利，“下手”更有力度。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认为，破解自我监督不灵的难题，必须由同体监督走向异体监督，一是监督者不再是被监督者的下属，二是引入社会横向监督机制。而我认为，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管是“加张桌子清退办公用房”的“下有对策”，还是各种瞒天过海，特别是“欺上不瞒下”那种公开造假，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而每次认真解决，比如由上至下的大检查、大暗访，都会耗费不菲的行政成本，结果是风头一过又面临着反弹。监督机制的转变是体制与制度范畴的问题，必须也只能通过变革来解决。 (马涤明)